财英转载投实消息：4月22日-24日，“2017中国绿公司年会”在郑州召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4月23日的早餐会以“供给侧效率的制度保障”为题进行分享。

许小年表示，如果认为去年一年的货币和财政的紧缩可以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么就会使我们在思想上产生松懈，回避推迟紧迫的供给侧制度改革，怀着侥幸的心理，继续应用传统的方法应对经济的下行。认为改革已经见效、经济即将反弹，对今后的经济具体工作是不利的。

许小年在现场感叹称，供给侧不需要什么政策，特别是不需要什么工业政策、产业政策。谈到去年关于产业政策的“林张辩论”，许小年坚定的支持张维迎教授的观点，称市场经济不需要产业政策，但是供给侧效率的提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没有这些制度保障，企业进行创新就非常困难，而企业如果不进行创新，中国的经济就无法走出L型。

许小年分析称，今后改革的动力，是供给侧的改革措施，而提高供给侧改革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而不是去创造虚假需求，这样才能提升员工收入，才能产生消费需求，只有企业提升效率，才能有投资需求。

在许小年看来，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以提高企业的效率为中心。具体而言，即企业的产品能够给市场给客户带来更高的性价比，“就是企业要向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前所未有的技术，前所未有的服务，”需求根本不是问题。产能过剩是指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品产能过剩，而对于创新的产品、创新的技术和创新的服务，永远没有需求不足的问题。

对于目前很多上市公司利润不及卖房子这一问题，许小年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分析认为，资本是逐利的，“脱实向虚”是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投资赚钱机会。许小年认为传统行业创新机遇远远多于科技行业。许小年认为，实体经济投资机会是有的，但受到政策限制以及企业家眼界的限制，很多人并没有发现掘金点。

而谈到目前很多公司的跨界行为，许小年吐槽称“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许小年认为很多人混淆了转型和转行，盲目跨界很不明智。他借助田忌赛马的故事，建议企业不要在效益不好的时候去转行，而恰恰相反，只有自己了解行业才能做到在行业上成功。“转型不是转行，我不赞成”。

谈及未来，许小年还“诊断”供给侧改革，给供给侧改革的开了几个药方。

他认为首要任务是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良好的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建立对未来的稳定预期，鼓励它们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持续地创新产品和技术，产权保护的意义还在于减少和杜绝山寨盗版产品和假货，提高创新的回报。第二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适当缩小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创造更稳定的环境。许小年认为，对于创新而言，动力和压力缺一不可，但现行体制下国企缺乏动力和压力。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无法分享创新的收益，因此他在创新方面是缺乏动力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也不承担市场竞争下的倒闭压力，所以他的创新也是压力不足。因此创新的主体只能是民营企业，为了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第三，适当减少管制是创新的关键。他表示，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是深圳，那是因为深圳市政府管得好，政府少管、市场自由是创新的关键。

此外，许小年呼吁全面减税，要帮助企业渡过经济难关，就要将更多资源从政府配置转向市场资源配置，只有企业市场配置，才能产生创新。许小年认为要在保护产权、创造平等竞争环境、放松管制、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作出制度调整。供给侧改革“不是新瓶装旧酒，也不是依据宣传口号，是增长模式改变。”

以下为许小年演讲全文

主题：供给侧效率的制度保障

刘永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是大会的第一次早餐会，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供给侧改革的效率问题，今天我们想请许小年教授来给大家讲一讲，许小年教授是国家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现在是中欧商学院的教授和老师，许小年老师在199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任研究部的主管，许教授在1997年到1998年任职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担任咨询师，1991年到1995年许博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他教授的是经济学和金融市场学，1981年到1985年他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

许小年教授是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外界对于许小年老师的点评是偏重西方化的经济学家，更重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属于对中国的问题也是敢于发声的，许小年教授近期关于供给侧的改革也讲得比较多，他首先讲到供给侧的改革含义要清理三座大山，过剩产能、过多库存和银行的坏帐，许小年教授也讲到首先要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一些作用，首先要强调法治，司法改革，但更要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制度的安排。另外许小年教授的一个观点还是对内要开放，要减少管制，第三点，他的观点是要减税，全面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特别是现在经济转型期企业压力比较拉的时候，通过适当的减税供给侧活跃不起来，法国经济的经济就是前车之鉴，可见许老师它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一个观点，他对经济有相当多的研究，有很多的看法，今天我们就请许小年教授做一个演讲，大概时间是半个小时左右，讲完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对话、有一些提问，我把话筒交给许小年教授。

许小年：各位企业家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今天讲刚才刘总讲了，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供给侧效率的制度保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概念是2015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由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概念，连同早些时间经济新常态的提法，我认为这标志着在政策方向上的重大调整，这个是过去30年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调整。它宣誓了执行了多年以拉动内需为宗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告一段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供给侧的改革所产生的效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依靠资本积累和利用世界上的现成技术实现了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但现在资本积累的阶段已经接近尾声，各个行业为大量的过剩产能所困恼，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只能继续制造更多的产能和更多的库存，增加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正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央及时做出了转向供给侧的决定，我认为这个不仅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具有战略意义方向政策转变，市场上和社会各界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不少人仍在幻想用刺激性的政策维持经济的增长。比如我们在去年就看到财政和货币政策再度松宽，去年一年应该都说是比起2014年和2015年政策来说，都是相当的松宽，造成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宏观经济的温和好转。在宏观经济好转的面前有人就认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已见成效，经济企温反弹在际。对于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是误解了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研判，去年5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讲话讲得非常清楚，中国经济既不是U型的更不是V型的而是L型的，L型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过去的8%左右的高位下降到今天6%点几左右，这种比较低的速度的增长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L型的这一横会有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看到去年下半年的一些局部的暂时的好转，我个人的解读并不是说结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取得了一些成效，而这个结构改革还不足以使中国的经济走出L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认为去年一年的货币和财政的紧缩可以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那么就会使我们在思想上产生松懈，回避推迟紧迫的供给侧制度改革，怀着侥幸的心理，继续应用传统的方法应对经济的下行。不仅无法使经济走出这个L型，而且还将浪费我们用日益稀少的政策资源换来的时间，耽误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一种以为改革已经见效，这样的观点，经济即将反弹，是对我们今后的经济具体工作是不利的。

中央做出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决定是我们将放弃拉动需求而转向供给，过去我们一谈经济增长就会说哎呦需求不足，那需要政府政策来拉动需求，转向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宣告了这一思路的结束，今后的改革动力是转向供给侧企业效率的提高，因此供给侧所有的改革措施应该以提高供给侧，也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为中心，而不是去创造那一些虚假的所谓的需求。只有企业提高效率才能增加员工的工资，收入的增长才能产生消费需求，只有企业提高效率，才有用于投资的资金。那么才能够产生投资需求，当然企业也可以从银行借贷来进行投资，但考虑到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了负债已接近极限，继续借债将使金融体系不堪重负，增加债务危机的风险。同样只有企业提高效率，政府才能增加税收。

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都从企业的效率出发，我们想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供给决定需求，而不是像很多人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由需求决定供给。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并不是因为需求疲软，而是因为企业经济的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使供给侧的效率提高，才能够带来新的需求。把过去我们所相信的需求决定GDP的逻辑反转过来，供给侧是企业的效率决定的需求。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超越了需求不足的肤浅的解释，从价值创造的本源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GDP说到底是价值的创造，价值的创造不是由宏观政策完成的，价值的创造是由企业完成的。因此我觉得供给侧的这个观点、供给侧的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标志着政策方向的改变，而且也是对我们思考中国经济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也是正确的思路。   

在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现在各行各业已经产能过剩，你还讲提高企业效率，岂非意味着更加严重供需失衡，供需已经失衡，还要提高供给侧效率不是自相矛盾吗？在供需失衡情况下，在供大于求情况下，似乎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创造需求，那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供给是“有效供给”，不是一般的供给能力，而是有效供给。什么叫有效供给？有效供给就是有需求对应的供给，我们要定义一下，有效供给是有市场需求对应的供给，我们知道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但是不少特种钢国内还无法生产，说明什么？说明在很多的品种上供给不足，对于这些特种钢我们还需要进口，我们也知道手机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但是问一下各位如果华为和苹果公司推出新一代手机，各位买不买？还是会买，依然有市场需求，这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你的产品能够给市场给客户带来更高的性价比，需求根本不是问题。我们说的产能过剩是指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品它们的产能过剩，而对于创新的产品、创新的技术和创新的服务，永远没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对于这样的供给我们称为“有效供给”。

所以有效供给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企业要向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前所未有的技术，前所未有的服务。这是有效供给。这是我们讲供给侧提高效率的主要含义所在。当然，你也可以生产现有的产品，你生产现有的产品但是你必须要用创新的方法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在市场上求得销路。

我最近在基层跑得比较多，看到的一些企业在传统了行业中就调研过一家西服生产企业，虽然全国服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但是这一家企业订单源源不断，产能不够，最近正在投资扩建产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它进行了创新，它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技术，将过去手工生产的定制化西服，把它转换成为流水线的工业化生产，价格降低了一半以上，交货期缩短了75%。虽然它的产品还是老产品，但是由于它进行了创新，价格低，交货期快，在市场上形成了独特性，需求照样不是问题。

增加有效供给，意味着企业必须提供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或者用低成本来实现价格的下降，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需要企业进行创新，而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就是要为企业的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所以我们讲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供给侧不需要什么政策，特别是不需要什么工业政策、产业政策，在去年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中，我是坚定的支持张维迎教授的观点，市场经济不需要产业政策，但是供给侧效率的提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没有这些制度保障，企业进行创新就非常困难，而企业如果不进行创新，中国的经济就无法走出L型。

具体而言，在供给侧的结构改革：

第一项措施，首要任务是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刚才刘永好总已经讲了，良好的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建立对未来的稳定预期，鼓励它们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持续地创新产品和技术，产权保护的意义还在于减少和杜绝山寨盗版产品和假货，提高创新的回报。山寨产品大幅度地减少了创新者的回报，使得他们没有激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创新。所以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关系到中国创新经济的建设，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正是因为产权对于创新的重要性，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出“当前在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侵犯产权的现象，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这是意见的原文，我这里是带引号的，是引用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的原文，“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资产等现象时有发生。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易发多发”，这是意见中指出当前产权保护上存在问题。意见要求“坚持平等保护的原则，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是去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的文件。这是供给侧制度保障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保护私有产权。

第二项措施，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适当地缩小国有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的规模。这是本人个人的政策建议，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很快就会采纳这一些建议。为什么要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为什么小缩小国有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的规模？这是因为创新不同于其他的经济活动，创新是新技术在市场上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是一项风险非常高的经济活动，从本质上来讲，鼓励创新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而不是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问题，这个激励体现在什么地方？如果创新成功，企业家可以获得超额回报。如果创新滞后，就有可能被市场无情的淘汰出局。对于创新而言动力和压力缺一不可，而在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也缺乏创新的压力。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无法分享创新的收益，因此他在创新方面是缺乏动力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也不承担市场竞争下的倒闭压力，所以他的创新也是压力不足。因此创新的主体只能是民营企业，为了鼓励民营企业创新，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第三项措施，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创新的大敌，创新需要一个思想自由的环境，创新需要资源的自由流动，需要提倡敢于想象敢于尝试，不以失败为耻辱的企业家精神，那你必须有一个松宽的思想环境，使得企业家敢想敢做。在互联网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中国产生了世界级的大市值公司，BAT它的市值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产生了世界级的大市值公司，原因之一就是在互联网早期的发展阶段，政府的管制和敢于比较少，所以这些公司才能成长出来。大家都一致认为，我看到的可能是共识，如果让各位举出一个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大家都会说谁？深圳，有深圳来得在鼓掌，这肯定是深圳，为什么深圳是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我个人认同这一个判断，因为深圳市政府管得少，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各地的人、各地的优秀分子带着他们的思想到一块儿新开发出的土地上比较相对自由地发挥，使得这个城市具备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创新能力，所以创新的关键是什么？政府少管，市场自由，这是创新的关键。就在前几天在4月18号，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这就是几天前的事，“重申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如果要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政府需要放松和解除管制，这样的一个氛围才能够逐渐的形成。

供给侧的第四项改革措施是全面的减税，这个刚才刘永好总也都讲到了，减税的意义不仅在于降低企业的负担，帮助它们渡过经济下行的难关，而且在于将更多的资源从政府部门的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非常清楚，市场要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辅助作用，不是重要作用，而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减税有助于将更多的资源从政府的行政配置转向由企业的市场配置，只有通过企业在市场上进行配置资源，才能够产生创新的产品和创新的技术。

所以总体来讲，我个人认为供给侧不需要宏观政策，不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持，但是供给侧急需我们推行制度改革，在保护产权上，在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在放松和解除管制，在减轻企业负担上，做出制度上的调整。供给侧改革既不是变换名词新瓶旧酒，也不是可有可无口号宣传。如果我们能够认真执行这一战略思想，就可以完成从政府拉动需求到企业创造有效供给的根本性转变，也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迎来中国经济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刘永好：谢谢许小年教授。许小年教授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他讲到我们供给侧的改革要持续，要靠什么？要靠制度，他特别强调这四个制度，第一是加强私有产权的保护，我们产权的保护有恒产有恒心，没有恒产哪有恒心？这是第一。第二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让在竞争性的领域国有成份适当减少一些，让市场的活力更大一些，这是第二。第三，他谈到要放松和解除管制，特别谈到了深圳经济发展最好，最有创新，最有活力，为什么？因为深圳移民城市，深圳它的政府管得相对比较少。第四，他谈到了要全面减税，特别是在今天经济转型过程中，什么叫经济转型过程中？我理解是这样的，以前生意好做的时候，我们每个企业实体企业的利润都比较高，那个时候税收高一点没问题，大家都觉得是应该的。但今天由于我们的竞争的加剧很多产品都过剩了，利润非常的薄，很多的产品都只有1%、2%甚至更低的利润，这个时候税收还是那么高就显得太高了。再加上我们的人工成本的增长，我们了环境保护的压力带来的成本也在增长，出口竞争力不够等等蔓员，而这个时候适当的减税这是对的。

另外他还谈到了国家深改办前不久刚刚发表一个文件，已经公开讲了，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的精神，营造尊重企业家发挥企业家作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中央深改办的一个决定。我想据我的理解，我谈谈关于这样决定的情况。

其实去年上半年经济增速有下滑，特别是民间投资下滑的速度非常得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国务院组织了叫做派出工作组到很多的省市自治区去调研，去督促去看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投资会增速下跌？为什么？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采取一系列的动作，国家发改委中财办和相关部门也走访了很多的地方，像刘鹤同志也亲自带队走访了几个地方，去听听企业家的建议意见和呼声，就讨论为什么民间投资增速会下跌，讨论这个问题。我参加了其中一些会议，在会上我也谈到一些观点，我认为经济转型压力特别大，这个时候经济的增速有回落这是正常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企业家的信心更重要。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财产权利的保护，当我们的产权制度都没有得到保证的时候，怎么样保证呢？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尊重企业家，让企业家心里面很舒服等等。很多的企业家都做了这样的一些表达，我比较高兴的是看到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根据这些调研就写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文件，而这个文件也给各个省市自治区都征求了意见，它也给我发了一个。当时是保密的，发了一个，很长的，其中就是尊重企业家尊重企业家创业的激情保护企业家的权益，我看到非常好，调研中我们提到的很多问题都在这个文件里面体现了。我相信这个文件中央深改办通过的这个文件的精神，给那次调研的报告和这个准备发行的文件是一致的，我相信这样的文件很快就会发布。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企业家特别对民营企业家最大的一个肯定和保护，我就谈到这一点。

接下来还有很少一点时间，是不是我们哪一位企业家有问题可以给我们许小年老师来沟通，请许小年老师上台。

赵立军：我是博天环境赵立军，我有一个问题，一季度经济形势看起来有好转的趋势，但是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贡献很大，而且这个贡献当中40多个行业贡献主要70、80%都是有六个资源型行业贡献的，请问您对这个宏观经济形势趋势怎么看，谢谢。

许小年：这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其实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了，这个好转的势头延续到了今年一季度，我个人的分析是这样的，这个背后有几个原因，这一次经济形势的好转又出现在了上游部门，是过去我们看到的说是重灾区的钢铁煤炭水泥特别的火，钢材价格在不断的上涨，这里面的原因：

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货币再次高速增长，特别是狭义货币M1，从数据表明M1增长率从2015年平均5%上涨到了2016年最高点25%，你想想这个货币增加了多少？所以货币推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货币推动，去年房地产价格也是爆涨，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转向供给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又滑到了拉动需求的老路上，又滑到了依靠宏观政策来制造短期繁荣的这个老路上。这种做法我本人是不赞成的，那它会拖延我们在供给侧的改革。

第二个原因，经过了2014年、2015年的调整，各行各业的库存都处于低位，比如钢铁的库存、煤炭的库存都处于低位，因此企业要补库存，补库存是带来了一些需求。

第三个原因，去年中央推行的“三去”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经济形势的好转它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三去”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其实数据表明杠杆不仅没有去，好象还增加了，去产能行政手段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代价也很高。

所以三个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货币再次增发，这是最重要的。可是从今年一季度以来我们已经看到，狭义货币的增长速度在放慢了，由于狭义货币领先其他经济指标一到两个季度，那么按照今年一季度狭义货币下降的速度，那估计今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又会出现下行的趋势，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我不认为你超发货币能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有可能会使得政策制定者产生这种自满情绪，觉得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看经济又已经起来了，他反而放松了供给侧结构的改革。我觉得这个是对执行转向供给侧这样一个战略方向的转变是不利的。

刘永好：提问的时候报一下家门。

张鹏明：林创华贸集团，给许小年教授经常讨论一些问题，但是今天你讲这个我非常赞成，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市场来配置资源政策很明确，决定性的这个因素，现在供给侧的改革主要是效率的提高，另外对于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可是另一方面我们都承认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低的，创新是不足的。但有一个根本的问题现在很多重要的国家经济领域一些部门，也有很多市场资源还是控制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里头，甚至大部分是控制在它们手里头。这样我们这个改革整个提出的逻辑上来讲就很矛盾，这个问题会不会反复出现，再过一个阶段又提到产权保护问题、民营经济发展问题、市场资源配置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回避的话，不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还循环出现？因此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刚才刘永好也说到这个信心的问题，根本的信心问题它不是一个拍胸脯表态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根本解决，现在民营经济很多只有两个思路，一个是过去国有企业没有干过的事儿，那小黄车这些它们是没有干过，那可以起来。再一个就是向他们投诚，被它们不管是什么方式，混合所有制也好，是购买也好并购也好或者是挤兑，最后把它并购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趋势，您怎么看？

许小年：现在国有部门在资源的使用和市场的准入方面毫无疑问，都是比民营企业有更为优越的地位，这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讲要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因为国有企业它的创新能力是不足的，是严重的不足。这一个问题已经是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间存在的问题，它的解决我感觉到不是一两项政策能够实现的，它的解决有可能要像朱熔基总理推动抓大放小，是90年代时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呢？要到国家财政已经拿不出钱补贴它们的时候才能取得进展。据我所知，1990年代他能够提出抓大放小，把中小国有企业全都放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提供各种各业的支持，没有办法了，所以就把它放掉了。那我认为改革既需要上面的决心，也需要下边市场的推动。既然国有企业它是低效的，那它一定是需要财政补贴，而财政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个有限的财政资源就决定了它将来非改不可，不改的话想贴也贴不起了。

嘉宾：许小年老师您好，我经常看您的文章，我刚才看到最后一个减税跟减负，我觉得像刚才说的，我们本身在混改这一块儿会减少补贴，到最终如果没有补贴，对于民营企业会不会增加税收？如果说民营企业这一块儿不增加税收，国家财政收入会不会有影响？我想了解这些，谢谢！

许小年：这好像是问财政部长的问题。

嘉宾：有担心。

许小年：我认为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不会增加，尽管国家的财政也很紧张，但是它还要进行权衡，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增加税收，那就会使得一些民营企业倒掉。那它负担太重倒掉了，倒掉了以后就业怎么办呢？民营企业虽然它在GDP中的占比大概是50%到60%，可是民营企业在就业方面是80%的权重，全国就业80%靠民营企业提供的，你如果再加税，民营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就业怎么办？就业出现问题，那就是影响到社会稳定。所以，我觉得政府会在就业和政府的财政税收之间能够把握一个平衡，因此我个人认为不会加税，当然减税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似乎也不大。

嘉宾：许小年您好，最近两年出现一些现象，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可能不抵一套房子，而最近也越来越多的呼声在表示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尤其大家现在提到越来越的结构性问题，比如人力成本、地租等等，以及很多现在民间投资已经不敢再到自己的领域去投资，而更多的是讨论要不要退出行业，希望听听您的看法，谢谢！

许小年：我先讲后面一个问题，有一些民营企业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一个说法，是叫做跨界，是叫做转行。这个我个人是比较反对的，我认为企业跨界转行并不是摆脱困境的一个好办法，而是给自己增加了新的麻烦。我们讲转型并不是转行，把转型错误地理解为转行，于是就有很多跨界行为的发生，跨界我觉得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你跨到一个新的行业，两眼一抹黑，你既不了解市场，也不懂得客户需求，也没有队伍，更不知道一个新的市场中它的监管环境是什么，你什么都不清楚，你跨界现在实体经济不行了你跨界跨到金融，你会做金融吗？你理解金融吗？你有金融操作队伍吗？你都没有，你跨界干什么？中国人讲了一个故事叫田忌赛马，田忌赛马的精神是什么？田忌赛马讲的道理是什么？田忌赛马讲的是对方出上马你出下马，对方出中马你出上马，对方出下马你出中马。以己之长，击人之短，你跨界正好相反，你跨界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你的胜算有多少？你没有多少胜算。所以我的一些学生跟我讲教授，我们现在是不转型等死，转型是找死。你之所以转型是找死，因为你把转型错误地理解为转行，那就真是找死。所以我不赞成企业在当前本行业出现困难的时候去跨界去转行，恰恰相反，只有在你自己最为熟悉、最为了解的行业中才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创新，能够提高自己的效率。所以这个我是不大赞成的。

至于脱实向虚，这个和国家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资金它是逐利的，老百姓的钱它是逐利的。哪里能赚到它，它就往哪里去，因此你不能责备企业，你也不能责备老百姓，把钱都投向了金融的行业去炒资产，去炒股票，炒房产，而不进入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特别是缺乏能赚钱的投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呼吁要解除管制，要开放，要解除管制，其实实体经济中还有很多能够赚到钱的投资机会，由于政府的管制资金进不去，比如说医疗卫生行业，医疗卫生行业供给严重不足，但是资金进不去，所以脱实向虚它只是一个现象，我们需要探讨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来加以解决。那你现在要让资金和资源进入到实体经济，首先那个资产泡沫要控制，房地产泡沫要控制，房地产泡沫两个原因，房地产泡沫的一个原因是土地供应，为什么去年房价暴涨？因为2014年2015年全国土地供应是负增长是下降的，房价暴涨的第二个原因是货币超发，你为了控制房价手段不是政府去限购限价，手段是什么？手段是增加土地供应，减少货币供应，房价就下来了。房价不下来还这么涨下去，资金往哪里去？它还是往楼市去，它不进实体经济。所以这一方面，一方面你要控制泡沫，另一方面要在实体经济中开放，能够使得资金找到更多的投资机会，现在投资机会是有的，我在企业看到处都能看到有投资机会，可是受到了政策的限制，受到了我们一些企业家他自己眼界的限制。这个没有投向这一些有希望的领域。

我想说一句，这个投资机会并不是仅仅在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是这样的，传统行业照样可以创新，而且传统行业中创新的机会远远的多于科技行业，推荐大家读一本书彼得·德鲁科写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是1984年写的，今天读起来没有任何过时之感，德鲁科在这本书里强调几个观点我都非常赞成。第一，创新有高科技当然好，但是高科技不是创新的前提，在传统行业中创新的机会大把大把，OK，看你怎么去做。彼得·德鲁科第二个观点，创新需要专注，不能三心二意，不要妄自菲薄，就在你自己熟悉的行业中寻找创新机会，因为那里是你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

刘永好：今天的早餐会可能就进行到这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还有几位同事要提出发言，可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谈了。我们接下来还有很长的时间，非常感谢许小年教授，许小年教授给我们讲到了他的一些观点、一些理论，他特别谈到了创新，必须要创新，不能因为现在结构调整我们的企业压力很大，我们就不创新了，不能够说我们现在日子不好过了，我们就不做创新，而把钱拿去做其他的产业，其实做其他的产业你更不懂、更不了解，失败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同时也谈到了我们结构性的改革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希望从制度上从政策层面上帮助企业家渡过这个难关，我觉得这些观点、这些意见讲非常得非常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许小年教授。（来源：投实）